汉代文人与茶结缘

2018-11-30 16:05:53 茗博茶艺师评茶员培训

茶以文化面貌出现,是在两晋南北朝。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。茶成为文化,是从它被当作饮料,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、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。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。有的说自春秋,有的说自秦朝,有的说自汉代。日前,大多数人认为,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。根据有三第一,有正式文献记载。

   这从汉人王褒所写《僮约》可以得到证明。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、买茶的故事。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,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。杨惠热情招待,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。便了对此十分不满,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,并说:“当初主人买我来,只让我看家,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。”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,便商议以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,并写下契约。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,其中有两项是“武阳买茶”,“烹茶尽具”。就是说,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,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。

   这张《僮约》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(公元前59年),是西汉中期之事。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入蜀,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。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,又富灌溉之利,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,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。《僮约》证明,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,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,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。汉代考古证明,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,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。

   值得注意的是,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。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,写《凡将篇》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。在我国文学史上,楚辞、汉赋、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。提起汉赋,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,常并称“扬马”。恰巧,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。司马相如曾作《凡将篇》、扬雄作《方言》,一个从药物,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,都谈到茶。有人说,著作中谈到茶,不一定饮茶。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、未见茶、未饮茶尚有可能,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。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,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荼喝,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,焉不知好茶?况且,《凡将篇》讲的是茶作药用,其实,药用、饮用亦无大界限。可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,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。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,常出入于宫廷。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。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《赵后遗事》的小说,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。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,尊命献茶,左右的人说: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,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。飞燕梦中大哭,以致惊醒侍者。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,《赵后遗事》亦不知何人所作,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。

   当时产茶不多,名茶更只能献帝王,这个故事亦可备考。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,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?况且,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。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,进一步深人到茶的老家,对西南物产及风土、民情皆了解很多。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,足见不是人云亦云。所以,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,均列汉之司马、扬雄。晋代张载曾写《登成都楼诗》云:“借问扬子舍,想见长卿庐”,“芳茶冠六情,溢味播九区。”故陆羽写《茶经》时亦说,历代饮茶之家,“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”。其实,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,西汉时,贵族饮茶已成时尚,东汉可能更普遍些。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“植茶之圃”,汉王亦曾“课僮艺茶”。所以,到三国之时,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。《三国志吴书·韦曜传》载:吴主孙皓昏庸,每与大臣宴,竟日不息,不管你会不会喝,都要灌你七大升。韦曜自幼好学,能文,但不善酒,孙皓暗地赐以茶水,用以代酒。

   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,但吴国宫廷还饮茶,蜀为产茶之地,当更熟悉饮茶。所以,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。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,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,被称为“孔明树。”据傣文记载,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,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。可见,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。

   饮茶为文人所好,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。如司马相如、扬雄、韦曜、孔明之类,以文学家、学问家、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,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。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。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,但已露出了好苗头。